“箴”是一种文体，文章学家来裕恂在其《汉文典》中说：“惟箴之本义，引申古今治乱兴衰之迹，反复警戒，使读者惕然于心，默知自鉴，斯乃正体。”箴体有二：官箴与私箴。私箴是用以警戒个人言行的，如唐韩愈的《五箴》，宋程颐的《四箴》，类似座右铭；官箴是对为政者的一种警戒，示以为官为人之道，往往用讽刺的手法以预防和挽救过失。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官箴问世，其大量产生则始于宋元时期。与前代相比，宋元官箴讲究德才并述，内容以弘扬儒学经典为主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，集中体现了宋儒理学价值观，其中围绕礼义廉耻而展开的部分内容触及了廉政问题，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遗产。 

    主张内修官德 
    宋陈襄《州县提纲》指出：“居官不言廉，廉盖居官者分内事。”宋代以降，受理学强调内在道德修养的影响，统治者在吏治整顿中，开始注重通过宣传教化以戒除贪污腐败，官箴以经世致用为要义，旨在教导官吏遵循儒家文化价值观而行事，故而备受当权者推崇。于是，官箴文化大行其道，得以风行和发展。宋吕本中在《官箴》中提到“当官之法唯有三事，曰清、曰慎、曰勤，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。”并认为：“此天下之要言，当官处事之大法，用力简而见功多。”吕本中把为政三德作为处事大法，可见其重要性。其实，几乎所有的官箴都会谈及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，认为廉洁与否关系官员人格高下。宋罗大经在《鹤林玉露》中直陈“士大夫若爱一文，不值一文”、“士大夫若清廉，便是七分人”，将个人名节与清廉合在了一起。真德秀在《西山政训》中勉谕僚属四事，即廉、仁、公、勤，诸事之中将廉摆在第一位。此文被后世文人列在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的文首，当做官吏如何“清明为官”的纲领。 

    要求以廉行仁 
    仁政的思想是封建时代官员必须接受的价值理念之一，理学大师张载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名言，集中体现了宋代理学家们的政治理想。他们认为，清廉是德政的基础，所谓“公、忠、仁、明”，皆自清廉而生。因此，宋元官箴对仁政的发论总是不惜笔墨。元揭傒斯指出：“廉非为政之极，而为政必自廉始。惟廉则欲必寡，欲寡必公。”清廉虽然不是为政之最，但却是从政之始，如果连起码的清廉都做不到，也就罔谈实施德政了。至于实施德政的常用措施，不外乎兴立义仓、勿滥用酷刑、体恤孤寡贫苦等，官箴也屡屡提及，如元张养浩《三事忠告》云：“鳏寡孤独，王政所先，圣人所深悯。其聚居之所，暇则亲莅之，或遣人省视，若衣粮，若药饵，吏不时给者，纠治之。” 

    力诫贪腐之害 
    宋以忠厚立国，凡罪罚悉从轻减，独于治赃吏最严。宋太祖开国后，多次申明：官吏贪赃同十恶、杀人罪一样，“遇赦不原”，也就是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！陈襄在《州县提纲》中说，“明有三尺，一陷贪墨，终身不可洗濯。故可饥、可寒、可杀、可戮，独不可一毫妄取。”士大夫的名节一旦受到贪墨的玷污，就一辈子也洗不干净。官箴总是竭力告诫官员不要贪污，指出贪污的一大危害是败坏品行，如真德秀说，“人只一念贪私，便销刚为柔、塞智为昏、变恩为惨、染洁为污，坏了一生人品，故古人以不贪为宝，所以度越一世。”真德秀指出，贪污对于官员的正面形象具有毁灭性，他警告说：“凡名士大夫者，万分清廉，止是小善，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。如蒙不洁，虽有他美，莫能自赎。”可见，士大夫一陷于贪污，其曾经所做的一切德政美行都不能赎清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。 

    严明律令约束 
    张养浩在《三事忠告》中特别强调“吏人盖以法律为师也，魏相所以望隆当世者，汉家典故无所不悉也。凡学仕者，经史之余，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，一旦入官，庶不为俗吏所迂也。”可见，熟悉律令是官员的必修科目，只有熟悉国家律令才能处理好日常事务，不为俗吏所害。此外，官箴还告诫关于不要接触“异色人”。吕本中《官箴》云：“当官者，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，巫祝尼媪之类,尤宜疏绝，要以清心省事为本。”他所说的“异色人”指的是“巫祝尼媪”一类的迷信职业者。他认为那些相信巫术迷信的当官者从政，必然会败坏政事，贬损官德，误国害己，后患无穷。此后历代官箴多有此方面叙述，如元赵素《为政九要》云：“当官戒巫，风华自兴。”（张晓彬）